上月初，西湖生物醫藥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后文簡稱“西湖生物醫藥”）正式宣布完成近億元Pre-A輪融資，這是西湖大學成立后第一個自主科研成果產業轉化落地項目，一時引起政府、高校、產業園、媒體的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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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之所以飽受關注，除了成立2年零3個月的西湖大學交出了首份答卷外，還有成立于2019年1月的西湖生物醫藥公司在僅僅一年多時間里便實現了技術和產品的快速落地，跑出了“西湖速度”。

就在本月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2018年度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分析有關情況的通報》正式發布。《通報》的數據顯示，2018年80.34%的三級公立醫院獲得科研經費支持，每百名衛技人員科研經費超過200萬元的醫院占比達5.64%。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科研成果轉化金額達1305.93萬元，較2016年增長165.96%。不難看出，科研成果轉化越來越受到政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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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科技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提高綜合國力的主要驅動力。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和加速科研成果產業化已經成為我國科技政策的新趨勢。從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創新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再到十九大以來加大科技體制改革力度，我國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法》（2015），頒布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2016），出臺了《促進科研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16），完成了科研成果轉化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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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的出臺和政策的發布，使得我國科研成果在產業化的進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加速，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有很多的問題需要面對，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轉化仍難以真正與市場接軌。根據社科院發布的《法治藍皮書（2017）》數據，從2012年至2014年，我國專利許可實施率僅為2%。而對比斯坦福大學，該校2011年專利申請量252件，轉讓了101件，轉化率約為40%。顯然，我國的科研成果轉化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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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初期的科學構想到實驗室成果，再到技術轉化為成熟的商業產品并實現產業化落地，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難點和雷區？又該如何規避？為此，動脈網繪制了一張醫學產學研用的流程圖（如下圖），該圖將醫學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大致分成了“提出原始概念”“出現初級成果”“擁有成熟技術”“實現初級產品”“達到市場化產品”五個階段，并從政策、資金、人才、市場四個維度標注了每個階段會涉及的一些問題，從中選出“政策的把握”“概念驗證和中試生產”“融資方式選擇”“科研價值與市場價值”“專利的保障和激勵”五個熱點話題進行討論分析。

為此，我們采訪了科研院所的相關負責人、資本方、企業家等，匯集了大家在產學研過程中的經驗和建議，并結合相關文獻與資料，對這些話題進行了梳理，并給出了相關建議。

一、如何有效利用政策幫助項目穩定推進？

醫學創新成果轉化是一個周期漫長、投入巨大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對科研成果轉化的政策配套對于項目的推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我國對醫療成果轉化政策的演變趨勢，對于項目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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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從2016年國務院發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原國家衛計委發布《關于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強衛生與健康科研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指導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工作的意見》后，醫生和醫療機構在醫學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變得更加凸顯。

這帶來的轉變和好處是，醫學創新的出發點逐漸由實驗室變成了最了解患者臨床需求的醫生和醫療機構。而由于最早評估醫學創新成果臨床使用效果的也是醫生，這也促使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流程得到了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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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制定的醫療領域科技成果轉化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規由四級支持體系組成，分為國家戰略—法律法規—行業指導—地方管理四級。

國家戰略層面，我國相繼出臺了若干意見，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廣第二批支持創新相關改革舉措的通知》，推廣支持創新相關的改革措施，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科技成果轉化激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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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層面，形成了從修訂法律條款、制定配套細則到部署具體任務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三部曲”。同時，配套發布成果轉化監管和稅務規定。例如《關于科技人員取得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現金獎勵信息公示辦法的通知》規定對于協議定價的成果轉化工作，以及成果轉化收益獎勵分配均實施公示制度，這極大的保障成果轉化主體方的利益，減輕了項目決策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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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指導層面，國家衛健委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加強衛生與健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快建設協同高效的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體系，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開展衛生與健康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積極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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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管理層面，北京市出臺《加快推進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若干意見(試行)》、《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建立市場主導的技術轉移轉化體系，促進科技成果的資本化、產業化，切實打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通道；重慶市出臺《重慶市促進大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2020—2025年）》，通過打造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的創新鏈條，提升科研成果轉化能力……

“了解政策很有必要。”全球健康產業創新中心（GHIC）執行主任王竟菁表示，對于科研人員而言，政策的透明化有助于在明面上推進轉化的實現。“比如目前政策規定除了機構法人外，其余人員皆可持股，這是很大的利好，科研人員不用再以親屬或好友代持的方式私下進行轉化。”

對于科研人員或創業者來講，應該如何去了解政策？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朱亮告訴動脈網：“相關科研機構或創業者需要深入研究不同部門的職責和體系政策的扶持范圍，以及應用階段。正因為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周期長，就要充分理解不同的政策對不同階段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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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醫學類的創新成果從政策關注的順序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科技部、工信部、國自然基金（或地方科技局、經信委）的相關課題和基金支持，這部分政策主要支持的是基礎性、前沿性的研究。

第二階段要深度關注衛健委、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行業管理、證照審批政策，這直接關系到創新成果如何進入臨床，屬于新藥、器械還是醫學技術？投入到臨床中需要做哪些基礎工作？如何獲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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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要關注醫保、醫療機構相關管理政策，這直接決定了該項成果轉化的產品如何進入市場和獲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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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要關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在大規模生產制造階段能夠在生產成本、稅收減免上獲得很大的幫助。

另外，從更加細化的方面來說，醫學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主要涉及的三個方面，也是需要著重關注的。一是科研成果權益歸屬的相關制度和法規；二是涉及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包括技術合同稅收優惠、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及其稅收優惠、科技人員個人所得稅優惠等政策；三是高新技術企業相關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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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學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如何進行概念驗證和中試生產？

概念驗證和中試環節作為醫學科研成果在實驗室小試環節和進行產業化發展之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國與中試相關的平臺、技術、人才和投入都還不足，使得研發脫離于市場。對于我國高校或科研機構來講，美國的經驗或許可以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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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拜杜法案》后，美國大學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相關數據顯示，仍有約75%的大學專利沒能實現產業化。而分析背后的原因，其中有一點十分關鍵，即科研成果在商業化的過程中，需要對未來市場具有一定的匹配度。因此，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概念驗證便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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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建立了第一個高校概念驗證中心，2002年麻省理工學院也建立了高校概念驗證中心，其他高校緊隨其后，陸續建立高校概念驗證中心。在不斷的推進過程中，概念驗證中心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認可和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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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美國發布了《美國創新戰略：確保我們的經濟增長與繁榮》，其與2009年發布的《美國創新戰略：推動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都表明，創建概念驗證中心，促進了高校科研成果商業化，優化了高校、政府、企業三者之間的協同創新能力，進而促進了美國經濟繁榮發展，是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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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概念驗證中心的目的是幫助高校、科研院所將科研成果與市場之間進行更多的匹配，降低后續進入市場的風險，并挖掘出科研成果更多的商業價值。不僅如此，概念驗證中心還能提供商業顧問、創業教育，甚至種子資金等支持，將基礎研發與成果轉化形成有效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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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概念驗證中心，我國目前也缺少技術經紀人隊伍和中試支撐平臺。在臨床實踐中，醫生根據實際遇到的需求產生的原始概念或想法往往都挺不錯，但要轉變為產品，這個過程就不僅需要具有臨床基礎經驗，還需要有工科背景的專業人才和機構來承擔概念驗證和中試環節。而導致這局面的原因是我國尚未形成有關中試基地相關的成熟商業模式，導致投身其中的如技術經紀人等專業人才和配套資金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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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技術經紀人是以促進成果轉化為目的，為促成他人技術交易而從事中介居間、行紀或代理等，他們的優勢是既懂科技，也懂商業，能為科研成果邁向市場搭建一個溝通的“橋梁”。

中試支撐平臺的主要任務是利用生產裝置和檢驗設備等資源，通過結構、工藝和運行等一系列的技術試驗，對處于實驗室階段的科研成果，不斷進行改進、優化、驗證和完善，補充和驗證相關數據、確定和形成技術規范以及解決工業化放大生產時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使科研成果和其對應的技術逐漸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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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問題，我國相關單位和機構近年來也在做一些嘗試和突破。2018年4月28日，西安交通大學依托國家技術轉移中心成立全國高校首個“概念驗證中心”，并專注于生物等方向的微種子概念驗證基金。在對陜西天奎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服務中，雙方聯合建立了“西安交大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天奎生物技術研究所”，持續不斷為陜西天奎提供融資及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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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試基地方面，以北京亦莊的基因藥物中試基地舉例，該中試基地是開展病毒載體制品中等規模試生產的地方。由于所生產的制品要用于人體臨床試驗，制備場所和生產過程都要嚴格遵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并達到質量標準要求。

中試基地不僅要有硬件設施，更重要的是要有掌握生產技術工藝和質量體系的專業服務團隊，為從事基因藥物研發的醫藥企業提供成果轉化的最佳“中間站”。根據迷你商學院的報道，深圳亦諾微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周國瑛教授的第一個新藥項目T3011溶瘤病毒，在完全沒有生產條件的情況下，采用與五加和的中試平臺合作開展藥學研究的方式進行新藥開發，從藥物設計到進入臨床僅用了兩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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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國目前的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基地等還處在發展階段，因此，如何讓科研機構或項目方能夠在概念驗證階段取得好的效果，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朱亮的建議是在概念驗證階段就應該有臨床領域的資深專家參與。

“很多創新團隊往往到了申請證照階段才開始對接臨床專家和醫療機構，認為臨床研究的價值就是為了拿證，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在概念驗證中就能緊密聯系臨床，解決廣大醫護人員在一線遇到的問題，并且成本可控，這樣的產品中試的成果一定不會太差。怕就怕在提出需求階段找的是‘偽需求’，設想的解決方案不接地氣。這方面我們強烈建議創始人關注醫學界的學會、協會、基金會主辦的很多醫學界學術活動，這是最低成本快速了解行業普遍需求的方式，并且能夠在這些學術活動中充分接觸和鏈接臨床專家。目前看，能夠深入參與到學會、協會、基金會是對創始人們做成果轉化最有幫助的。”

除此之外，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以全球健康產業創新中心（GHIC）為例，作為醫工交叉成果轉化的專業平臺，GHIC會參與到科技成果轉化流程中的各個重要節點。

具體來說包含六個方面。一是GHIC的醫療器械創新網會從產品化的角度去進行臨床需求發現，而不僅僅局限于科研。二是GHIC依托清華大學的前沿技術以及國內外一流理工院校的技術資源，為臨床需求提供創新技術方案設計，并以此進行專利布局。三是GHIC會提供專業的團隊進行市場/臨床調研，確定需求是否真的具有轉化價值。

四是GHIC會提供公司成立所需的辦公場地、試驗場地和人財法稅等基礎服務，為成果轉化落地提供基礎支撐。五是GHIC的基石合作伙伴水木創投、荷塘創投、北極光創投以及平臺本身會為有價值的項目提供多輪融資。六是GHIC作為產業化資源聚集平臺，會為項目提供包括產品開發、型式檢驗、動物實驗、臨床實驗、創新申報、GMP體系建設、注冊審批等全鏈條優質的產業化資源。

三、融資的選擇：各個階段如何選擇合適的資金？

醫學科研成果轉化周期長，對資金的需求也很強烈。因此，在成果轉化的各個階段，應該如何選擇融資方式也是有考量的。我們將醫學科研成果轉化分成了四個階段，分別是初期研發期、試驗期、產品化階段、產業化階段，根據每個階段的不同特征，融資的方式也有一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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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研發期作為出現原始概念到實現產品初級成果的這個階段，所具備的特點是創始團隊人員規模小、設備要求較低和資金投入較低等。雖然在整個轉化過程中，前期的資金投入低，但由于初期的不確定因素很多，風險也很大，因此對資金的分配也存在一定的管理和規劃要求，比如研發過程沒有按照預定時間達成，就需要研發團隊有一定的資金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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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研發期的資金狀況是凈流出的狀態，風險系數非常高，加上還沒有產品出來，也得不到任何收益，一旦資金不足以支撐研發進展下去，項目就會停滯。因此，這一時期需要的是對回報周期要求不急迫、額度較小、能及時補充，并能承擔相對較高風險的資金。因此，初期研發期較為合適的融資方式為相關的科研經費或研究人員與機構的自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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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已獲初期成果后，若有產業化的考慮，比如未來成立公司，建議提早準備，亦可開始初步與天使投資機構接觸。”青桐資本投資總監薄奧克表示，該階段初期成果多是在校內完成的科研成果，在項目正式進入資本市場前，盡量明確公司與學校關于項目科研成果的權益分配，避免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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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試驗期階段，科研成果已經能部分展現轉化后所具備的市場潛力，加上創始團隊成員的背景、經驗，將會吸引到關注這一領域的社會資本，特別是風險投資機構和業務上有相關聯系的企業。因此，在這一階段，可選擇的融資方式除了科研經費、自有資金，還可以選擇風險投資、租賃融資，以及與相關企業合作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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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試驗期對資金的需求量一般情況下會高于第一階段，所以資金量較少的科研經費和自有資金雖然可作為其中的選擇，但最優質的融資方式還是來自于資金量相對更加豐裕的風險投資資金和企業合作的融資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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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除了資金大小的差異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需要考慮，即風險投資機構與企業背后的市場資源。風險投資機構作為專業的金融中介，對市場的關注和把握程度是較高的，也對企業的發展很了解，因此，選擇風險投資機構的資金，選擇的不僅僅是一筆錢，還包括后續陪伴科研成果向市場化逐步邁進的各種服務，比如產業咨詢、對接上下游資源、幫助宣傳、為下輪融資進行指導等。選擇企業的資金也是一樣，除了可以擴大資金的來源，還包括能幫助醫學科技項目打通渠道、對接產業鏈資源、吸引優質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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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化階段的特點是項目相對穩定、經歷的時間較長、需要的資金量更大，因此可選擇的融資方式也更加豐富。在這一階段，風險投資和企業資金依然是最優質的選擇，一是相對充裕的資金量能保證科研成果轉化順利的進行，二是能保證前期投資方獲得相應的收益，三是能使項目方獲得更多市場、資本、渠道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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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除了以上方式，這個階段采取租賃融資的方式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個階段的好處是，由于產品有了一定成熟度，對于項目方來講也開始有了一定收益，所以以定期收益為特征的債權融資方式也得以應用，通過銀行貸款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將購買固定資產所需的資金后移，可以減輕初期的壓力。

在這個階段可以采取多種融資方式，運用組合效應，可以提供大量的低成本的資金以符合成長期的資金需求。“此外，在這個階段基本要確立公司的園區所在地，因此還可以選擇與政府參與的引導基金合作。”青桐資本投資總監薄奧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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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化階段，項目已經變得成熟，科研成果轉化也已快完成，因此融資的方式也到了成熟期。對于早期幫助項目成長的風險投資或者企業資金這個時候也到了獲得收益的階段，因此需要選擇退出。這個時候可以選擇的融資方式主要為股權轉讓融資或者上市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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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選擇股權轉讓融資還是上市融資，對于項目來說都到了正式獲得相應回報的時候。因此，這個時期要考慮哪種方式能夠使企業獲得最好的回報，以及支撐該項目走得更遠。比如選擇上市融資，一是能夠在二級市場籌集大量的資金提高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二是能夠分散風險，并接受市場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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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做到這個階段已經很成功了。在這個階段，公司的運營大概率已經不是原始技術提供者所擅長的范疇了，基本需要有職業經理人操盤，并吸引更多行業內資深人士加入（注冊，生產，銷售等方面）。或者在產品上市前后，就與產業集團探討合作。”青桐資本投資總監薄奧克建議。

四、創始人意識：如何正確認識科研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關系？

對于很多科研人員來講，在進行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過程中，由于缺乏市場化的經驗，導致很難正確認識科研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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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科研機構有很多研究是基礎性或前沿性的，它能提升人類對某個問題的認知深度，未必會直接產生市場價值。但是當從醫學科研機構人員轉變為企業創始人后，一定要理解，企業在醫學領域的科研價值是以市場價值為先導的。”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楠建議，剛從醫學科研機構出來的創始人，可以與具備豐富商業成功經驗的專家深度配合，補足短板。因為，只有具有一定潛力的市場前景的項目才能夠吸引企業合作和引入資本來幫助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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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據相關媒體報道，某醫院發明的一種植入材料肺動脈環縮裝置、一種診斷試劑兒童急性白血病的基因分型試劑盒，在臨床上雖然具有很大的價值，但是其指向的市場規模較小，并不足以支撐轉化合作的費用，所以沒有實現成功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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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項目的市場價值？具體來說，第一步要考慮該項技術是轉讓，還是作價入股等，這一步決定的是科研成果對于發明人（團隊）來講，是變成現在的收益還是看長久的市場價值；第二步則是選擇適宜的評估方法，目前常用的評估方法有現行市價法、重置成本法、收益現值法。這些方法特點不同，適用條件以及特定的評估程序也不同。因此需要根據特定情況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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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間教授看來，一旦確定要考慮未來的市場價值，首先需要評估的是產品的量產和質控問題，或者技術的易用性和穩定性問題。“實驗室與生產環境有著巨大差異，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有效解決，就必須謹慎。”其次是要考慮該項產品或者技術的目標人群基數和購買能力，如果過分追求高端技術或產品，可能潛在的用戶太少，或者價格超出了潛在用戶的購買能力，所獲得的收入無法維持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指望不斷融資維持會有較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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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創業時要做好高低搭配，早期用目標人群基數較大的技術或產品維持企業發展和磨合團隊，用所獲得的利潤支持高端產品和技術研發。另外也要考慮在創業團隊組建時吸納有經驗的市場團隊，產品再好也需要推廣，而市場銷售能力往往是科研人員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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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種情況是科研院所的相關人員不止在進行一個項目的前期研發，那有些科研成果可以作為非貨幣資產進行作價出資，獲得其他公司一定的股份參與到其管理運營中去，并按股權獲得相應收益。這樣，對于科研創始人來講，最主要是負責好自己的技術研發部分，參與到部分管理中來，也能很好平衡科研價值和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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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無形資產的入股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是完全的無形資產入股。在這種方式下，科研院所的研發人（團隊）可以將科研成果的所有權出售給合作企業，與該企業聯合共同組建新的企業。而企業是以折算后相應的股權進行權利金的支付，而不是直接使用現金模式支付。

二是不完全的無形資產入股，該方式可以讓研發人（團隊）僅僅將使用權和收益權進行投入，科研院所在一定的時期內，按照規定的條件將科研成果的使用權和收益權暫時授權給合作企業，進而獲取相應股份。一旦規定的時間到期，對科研成果的使用權和收益權，將立即無條件地回歸到科研院所。

五、專利的保障和激勵問題

專利是科研成果轉化的核心因素。因此，對專利成果的保障和激勵就變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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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 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發明人不得利用財政資金支付專利費用”后，我國對發明專利的質量以及科研轉化的要求變得越來越高。與之匹配的是，專利的保護意識和激勵問題也得到了高校的反饋和積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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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通過了專利申請的職務科研成果，政策鼓勵發明人與高校共同承擔專利費用，高校承擔的部分可以利用財政資金支付。專利轉化取得收益后，要將專利費用作為成本從收益中扣除，發明人自己承擔的部分要加倍扣除并返還給發明人。對于高校決定不申請專利的職務科研成果，高校要與發明人訂立書面合同明確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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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合同簽署是對發明人權益最有效的保護手段。在簽署合同時，科研成果的商業價值和學術價值均需要在合同條款中得以體現，技術條款、知識產權約定和商務條款等維度也需做出詳細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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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四川大學的做法是用直接經濟效益來激勵。科研人員在科研機構完成的科研成果屬于職務發明。以往在職務發明利益分配上，都是科研機構占多數部分，發明人占少部分。

在謝和平校長的推動下，四川大學在2016年重新調整并發布了《四川大學科研成果轉化行動計劃（試行）》，同時制定發布了《科研成果轉化行動計劃22條》。

《計劃》中規定，成果完成人可享有50%-90%的成果所有權，并按所有權比例享受相應的權益。也就是說在科研成果的利益分配上，川大把大部分獲益都交給了科研人員，而自己只保留小部分。這樣科研人員完成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為自己帶來經濟效益，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自然就被調動起來了。

在實際運行后，2017年9月，魏于全院士研究團隊的7項成果獲得了三家企業8億元的投資。按照協議評估，本次成果作價金額達3.6億元。而川大也首次以最高的90%確權比例將總額達3.2億元的股份獎勵給科研人員。

作為成果轉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合同簽署是對發明人權益最有效的保護手段。在簽署合同時，科研成果的商業價值和學術價值均需要在合同條款中得以體現，技術條款、知識產權約定和商務條款等維度也需做出詳細的約定。

為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四川大學的做法是用直接經濟效益來激勵。科研人員在科研機構完成的科研成果屬于職務發明。以往在職務發明利益分配上，都是科研機構占多數部分，發明人占少部分。在謝和平校長的推動下，四川大學在2016年重新調整并發布了《四川大學科研成果轉化行動計劃（試行）》，同時制定發布了《科研成果轉化行動計劃22條》。

《計劃》中規定，成果完成人可享有50%-90%的成果所有權，并按所有權比例享受相應的權益。也就是說在科研成果的利益分配上，川大把大部分獲益都交給了科研人員，而自己只保留小部分。這樣科研人員完成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為自己帶來經濟效益，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自然就被調動起來了。

在實際運行后，2017年9月，魏于全院士研究團隊的7項成果獲得了三家企業8億元的投資。按照協議評估，本次成果作價金額達3.6億元。而川大也首次以最高的90%確權比例將總額達3.2億元的股份獎勵給科研人員。

作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標桿”和“示范”，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經驗豐富。根據2020年7月1日發布的《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2018年度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分析有關情況的通報》數據顯示，科研經費總量位于全國前5位的醫院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和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做法是組建了專業化的轉移轉化機構和團隊。一個是四川西部醫藥技術轉移中心，其是華西醫院成果轉化的重要平臺和窗口，該中心提供項目咨詢與對接、臨床研究服務，以及融資服務、培訓會議、政府服務等。另一個是華西醫院成果轉化部，其主要進行專利及成果轉化政策制定與實施、專利管理與服務、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等。

除此之外，華西醫院還建立了成果轉移轉化標準化管理體系，搭建了全產業鏈的轉化醫學創新平臺，并加強“政醫產學研資用”協同創新，以及多元化的國際交流與深度合作。正是在一系列組合拳的配合之下，華西醫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十三五”期間，華西醫院申請專利1730項，授權專利998項（國際專利授權11項）、轉讓/許可知識產權128項，65項科技成果作價投資入股成立13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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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楠表示，專利的核心問題在于科研機構要設立良好的機制，例如教授和研究員產生的知識產權在轉化時，保留15%-30%的收益權歸屬機構，其余歸屬到科研人員，這能夠極大提升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項目轉化的成功率。今年2月份審批通過的《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研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是特別意義深遠的舉措，可以說為專利歸屬和利益分配設立了非常好的指導思路，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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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科研成果轉化跑在前列的國家，美國高校專利的權益分配經驗也是可以用來參考借鑒的。在美國，職務科研成果轉化權利的配置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和高校間的成果轉化的權利分配關系，二是是高校內部的轉化權利配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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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方面的權利配置關系影響著科研成果轉化的過程能否順利進行。政府和高校間的成果轉化的權利分配關系是更加宏觀的政策影響，關乎著高校如何去配置相關資源，以及如何制定相關細則去鼓勵科研人員進行研發。高校內部的轉化權利配置關系則影響著研發人員如何去落地執行相關細則，并積極投身到提高科研成果轉化效率的正確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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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斯坦福大學為例，該校的科研成果的收益權主要涉及到４個核心分配主體，分別是學校、學院、技術轉移辦公室和發明人（團隊）。在分配上，斯坦福大學將科研成果轉化收益的15％分配給技術轉移辦公室，另外剩下的85%則為專利許可凈收入。前者用于技術轉移辦公室的轉化獎勵，以及進行專利申請、專利保護等需要實際支出的費用，后者則通過?“平分制”的方式給到發明人（團隊）、所在院和系，即各自分得余下的1/3。將高校、院（系、實驗室）、發明人（團隊）、技術轉移辦公室四個主體的利益進行劃分并捆綁在一起，斯坦福大學在科研成果轉化的收益分配政策上成功實現了專利的保障和激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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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斯坦福大學這種采取“平分制”的方式，美國有些高校在科研成果過轉化中，還有一種“非平分制”的利益分配模式。該模式是通過專利許可凈收入的數額不同，采用不同的分配比例。以哈佛大學為例，該校規定5萬美元以下的轉讓收入，技術發明人可得到35%，發明人所在系分到30%，學院分到20%，余下15%分到學校。超過 5 萬美元的，發明人占比25%，所在系占比40%，學院占比20%，學校則占到余下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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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科研成果逐漸落地，企業內部對專利的保護政策也變得重要。這方面德國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借鑒，比如企業普遍制定了明確的知識產權管理保護方針。如拜耳公司的知識產權管理保護方針是：一是積極加強知識產權的管理，以增加價值；二是知識產權管理的內容和方向要以全球商業戰略為導向；三是知識產權管理要構建全球化的結構；四是企業知識產權要作為戰略上重要的無形資產來保護；五是各部門間的溝通與合作是有效的知識產權管理保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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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的產生是源于不斷的科研積累，每個階段和每個環節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在基礎研發階段，需要大量的實驗資源投入，往往大型的科研平臺更有機會產生專利。在產生專利的過程中，又需要持續的產品化投入，以及市場化的機制保障。”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楠表示，我國目前相關高校和科研平臺正在加步前進，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中山大學生物大數據方向的團隊已經由實驗室的科研積累，實現了向產業化合作伙伴賦能人工智能的良好開端；重慶大學生物工程學院的實驗能力也在本次疫情期間為西南區域的核算檢測提供了堅實的支持。

寫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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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實現需要依靠產業化，因此醫學科研成果的轉化就變得極其重要。隨著近年來相關政策的出臺，成果轉化的進程得到了加速，但我們也要清晰地認識到，在這個過程中依然面臨不少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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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醫學科研成果從一個初始的概念到變成一個產品，甚至最終實現產業化，是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從業者、相關機構與企業都需要考慮的事情。因為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最終都將導致項目的功虧一簣，所以產學研醫投各方合作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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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我國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期待上，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楠表示，過去醫學類的科研成果轉化在地方政府引進、社會資本投資方面多少還是有一些偏見，和其他行業相比，被認為是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但是通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家認識到了醫學科研成果的價值不能單純從GDP和利潤來衡量，而是同時具有很強的社會保障、國家安全屬性，同時隨著全民健康意識的提升，醫學科研成果的市場價值也也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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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目前進入黃金時期，大量的實驗室科研項目實現了產品化和產業化，孫楠建議政府在精準醫學、再生醫學等前沿醫學領域，能夠提供更加包容的土壤，尤其是在科學領域形成了深厚積累的科學家團隊，應給予更大的支持和容錯，為我國醫學的長足發展保駕護航。期待資本方更大范圍的著眼于科技創新，堅定信心，只有全力支持本土的院士、高精尖專家團隊，才有可能安全的獲得超額回報，同時為國家和社會擔當一己之責。期望科學家團隊能夠與商業更深度的實現融合，順利實現向醫學企業家的進化，以產業創新發展踐行科技立國，支持我國在醫學產業進入國際領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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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信，在打破學科之間壁壘、整合高校醫院資本和企業等資源的同時，醫學科研成果轉化這條路將越走越順。我國醫學相關單位、機構和企業也將迎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并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實現醫學科研成果為社會、為人類服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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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李元廣 科研成果轉化中試環節的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2014

江勝強 盧建華 吳建國醫學科研成果轉化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 2008

張震凱科研成果運營模式及價值評估方法研究?華北電力大學 2014

歐光義?德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經驗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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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間教授

中山大學健康醫療大數據國家研究院副院長 謝志

珠海中科先進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械中心主任?吳鋒

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朱亮

北京聚合星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楠

北京德唯醫療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趙曉冬

全球健康產業創新中心執行主任 王竟菁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北京吳祖澤科技發展基金會

青桐資本投資總監 薄奧克

水木創投副總裁 顏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