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藥品和耗材納入集采，帶金銷售、醫療回扣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空間已被強勢擠壓。為實現醫藥流通領域的生態重塑，除機制改革以外，紀檢監察機關、行業主管部門、司法機關的聯動稽查也不可或缺。
高高在上的價格體系正逐漸瓦解，權力“尋租”再無施展空間。

對失信企業“亮黃燈”

10月21日，國家醫保局醫藥價格和招標采購指導中心負責同志就價格招采信用評價工作相關問題答記者問。
國家醫保局表示，截至2021年1月，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部制定了落實信用評價制度的具體政策，公示了失信事項目錄清單、信用評價操作規范和裁量基準。
整體上，醫藥企業對信用評價制度認識到位、積極響應、主動配合，絕大多數企業第一時間向省級集中采購機構提交了書面承諾。目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集中采購平臺現有掛網醫藥企業均已提交守信承諾。
截至9月中旬，有5家企業因“回扣”金額高或失信影響大被相關省份定為“嚴重”失信，相關醫藥產品被當地中止掛網采購；
有14家企業存在給予“回扣”等失信行為，按規則被定為“中等”失信，相關醫藥產品被“亮黃燈”，在醫療機構下單采購時，平臺會給予風險警示；有50家企業失信情節較為輕微，被定為“一般”失信，受到提醒告誡。

員工“回扣”行為，追責企業

由觀點認為，企業員工個人以及代理企業、經營企業作出的“回扣”行為，是否不應由生產企業承擔失信的后果？
對此國家醫保局回應，企業是藥品價格的定價主體，應積極維護正常的價格秩序。價格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著力點不僅是對“回扣”行為追責，更是對企業價格失信行為進行評級處置。
無論是誰給的“回扣”，用于“回扣”的錢都會成為藥品價格的一部分。而被“回扣”墊高的價格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更談不上誠實信用和質價相符。因此，醫藥生產企業作為價格行為的責任主體，自然也要承擔價格失信的后果。
2020年8月，國家醫保局于發布《關于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指導意見》中就提到：
醫藥企業參加或委托參加藥品和醫用耗材集中采購、平臺掛網，以及公立醫療機構和醫保定點的非公立醫療機構開展的備案采購，應以獨立法人名義向相關藥品和醫用耗材集中采購機構提交書面承諾，承諾事項包括建立合規審查制度，杜絕失信行為，規范其員工（含雇傭關系）或具有委托代理關系的經銷企業銷售己方藥品或醫用耗材的行為，承擔相應的失信責任，接受處置措施等。
從內容可以看到，一旦承諾書簽訂，藥企的員工或委托代理企業如果出現相關失信行為，承諾主體（主要是生產企業）必須承擔違約責任，并接受相應的處罰措施。

中紀委：“中間商賺差價”時代正在終結

在業內人士看來，“帶金銷售”屢禁不止，一方面是因為其帶來的業績顯著，醫藥代表受到利益驅動，采取不正當手段為藥品謀求醫院“入場券”。
另一方面，從醫院角度來看，也有“以藥養醫”，通過各種藥品回扣增收的需求。一些抵擋不住誘惑的醫務人員為獲取豐厚的回扣，很可能多開藥、開貴藥、開指定藥。
日前，中紀委發布《深度關注 | 醫藥購銷領域源頭正風》。文章指出，根據公開可查的法院判決文書統計，2016年至2019年間，全國百強制藥企業中有超過半數被查實存在直接或間接給予回扣的行為，其中頻率最高的企業三年涉案20多起。藥企支付給招標機構、醫院負責人、醫藥代表、醫生等的商業賄賂，都要被計算在“成本”之中，最終體現在藥品售價上。
隨著更多藥品、耗材被納入集采范圍，醫療回扣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以前采購沒有帶量，雖然中標，但進入醫院還有門檻，導致采購、服務行為發生異化。”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分析，國家組織集中帶量采購明確了巨大的全國用量，以公平公開的市場規則開展競價采購，降下的價格空間是中間環節的水分，有利于倒逼行業規范發展。
規范醫藥代表行業、還原醫藥代表本質，根源是要規范管理醫藥行業，構建“親清”醫商關系。
去年以來，國家醫保局探索建立了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將醫藥商業賄賂等行為列入失信事項清單，通過守信承諾、信用評級、分級處置等措施，有效約束醫藥企業銷售行為。目前已有近70家企業因失信違約行為被采取約束措施。
“醫藥企業對于回扣個案的罰款往往不敏感，但給予回扣會導致其喪失進入集采市場的機會，就會產生強大的震懾效應。”國家醫保局價格招采司有關負責人說。

這些行為可修復信用

《關于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的指導意見》中提到，建立醫藥企業信用修復機制。
失信行為自被確認起超過一定時間，以及相關司法判決、行政處罰決定被依法撤銷或改變的，保留記錄但不再計入信用評級范圍。省級集中采購機構在處置措施生效前提醒告知醫藥企業，并視情形給予一定的申訴和整改期，允許企業補充更正信息、申訴說明情況。
鼓勵企業采取切實措施主動修復信用，包括終止相關失信行為、處置失信責任人、提交合規整改報告并接受合規檢查、公開發布致歉聲明消除不良影響、剔除涉案藥品或醫用耗材價格中的虛高空間、退回或公益性捐贈不合理收益、有效指證失信行為的實際控制主體等。

?“帶量采購改革以來，許多企業的醫藥代表減員，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企業應該圍繞怎樣推行合理用藥，以及圍繞研發和提升產品質量去發展。”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梁鴻說。